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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Telegram可能会应司法机关要求提供的用户具体信息仅有两个：

（1）用户IP地址；

（2）用户电话号码及用户数据

披露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1）收到司法机关的有效命令（valid order）；

（2）确认违反Telegram服务条款；

（3）是犯罪活动的案件的嫌疑人（a suspect in a case involvingcriminal activities）

其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何为“违反Telegram服务条款”的行为？根据Telegram用户协议（Terms of Service）开篇所述，禁止性行为具体如下：

（1）使用Telegram的服务发送垃圾邮件或诈骗其他用户；

（2）在公开频道、机器人（Bots）等上宣扬暴力；

（3）在公开频道、机器人（Bots）上发布非法的色情内容；

（4）从事在大多数国家被认定为非法的活动，包括虐待儿童、出售或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如毒品、枪支、伪造文件等）；

（5）欧盟国家和英国的公民必须年满18岁才能注册。

总体来说Telegram向司法机关披露用户信息的条件还是非常严苛的，需要满足“双重违反原则”，即既违反某国国内刑事法律，涉嫌在该国内构成犯罪；又违反Telegram自身宽泛而抽象的用户协议，这无形中就为与各国司法机关的合作树立了门槛，体现出其本身与司法机关合作的疏离态度。
如前所述，明面上，Telegram与各国司法机构合作的条件较为严苛，这就导致短期内，如非重大案件，很难出现真正的合作案件，总体影响不大

（一）Telegram新隐私政策具有灵活性和可解释性，提高了合作门槛

可能已经有伙伴们注意到，Telegram用户协议中对于禁止性行为的规定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特别是对于非法活动的认定，采取了一种抽象概括+具体列举的形式。

原文为：“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are recognized as illegal in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This includes child abuse. selling or offering illegal goods and services(drugs, firearms, forged documents), etc.”，即Telegram禁止用户从事在大多数国家被认定为非法的活动，包括虐待儿童、出售或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如毒品、枪支、伪造文件等）。

那么也不由产生了一个疑问，对于涉黄、涉赌，这种在不同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有着不同态度，一部分国家认为是犯罪（如我国），另一部分国家不认为是犯罪，或仅认为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Telegram是否会响应司法机关的合作请求？

如果是大部分国家均认为是犯罪，但未列入Telegram用户协议中的行为，例如洗钱、人口贩卖，Telegram是否会响应司法机关的合作请求？

诸如此类，还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洛某认为，Telegram新隐私政策的灵活性和可解释性在实操层面上所带来的则是一种不确定性，使得司法机关与其合作的成本较高。

（二）仅仅共享IP和电话及用户数据 无法有效打击犯罪行为

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已经普遍落实电话号码实名制的今天，依然存在大量规避监管的方式，对于确实利用Telegram实施犯罪的人来说，其所使用的电话号码本身就未必能够与其真实的身份信息进行对应。

IP就更不用说了，在VPN等工具泛滥的今天，即使是普通人，也有办法使用众多小工具来修改自身IP地址。

哪怕是向司法机关提供更进一步的用户所登录设备信息、用户账号使用痕迹（例如聊天内容、所发送的文件、与账户存在关联的其他账户情况）无法佐证用户真实合法身份信息 获取的犯罪证据资料也不具备合法性，实际对于刑事案件调查、取证而言，意义不大。

法新社报道，一名接近缅军的消息人士透露，乔吞昂(Cho Tun Aung)星期四(5月22日)上午在仰光的家外向僧侣布施时，遭枪击身亡。这名消息人士说，乔吞昂每天早上都会向僧人捐赠食物，枪手趁此机会暗杀了他。一名军官证实乔吞昂遭枪击死亡，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缅军政府未发表回应。名为金谷战士 (Golden Valley Warriors)的反军政府武装组织宣称实施这次袭击。

该组织在一则声明中说:“我们的金谷战士团队经过长时间信息收集和核实后，实施此次暗杀。”缅甸军方2021年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缅甸社会经济此后陷入动荡。